17 Years Have Passed

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的很多报告扯到毛泽东，才知道是文革四十周年，如今又来一个六月四号。一提起六四，就不免又让人想到中国的那个六四。去年此时我下了个长达三四个小时的纪录片“六四启示录”，看到了很多珍贵的镜头，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也无法理解的东西，现在仍记忆犹新。今年此时若不是身在国外，很有可能又淡忘了这个至今仍为国人讳莫如深的日子，国内的网络媒体封锁和“注意力转移”，大家都是知道的。听说“日子一到”，连什么“无界”、“自由门”、“花园”破网三剑客都在国内全面瘫痪，但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有人能找到技术突破的方法贴在网上。Internet发展至今，Accessibility始终是最基本的通信要求，自由的网络世界想要全面封锁最终结果肯定是空费人力物力，拿着国库里的老百姓的大笔金钱做最愚蠢和肮脏的事情，除非他就能够牺牲最基本的通讯手段email，instant messaging等，或者是在国内自建internet infrastucture，彻底断绝境外网络连接，而这些都是荒唐的倒退，而且是自断技术和经济发展命脉，是100%不可能的。

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现在看来也很明确：

以互联网为首的全球电子技术和信息革命以恒有效的指数化曲线极大节约了传统商业的运作成本和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六四后“改革开放”这一大的环境下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自89以来的腾飞，庞大的市场潜力也吸引了国外无数明知风险奇高却又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投资人的眼球。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了始终给人的感觉是浮夸的百分之多少的GDP增长率，带给深资的国内外经济分析家却是一个危如累卵，病入膏肓，朝夕不保的分析结果呢？有人凭借中国金融系统严重超出坏账率警戒线，内消持续疲软和极度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完全不合经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发展晴雨表的股市的骤跌骤彪，农民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国家所支付的巨额清理安置费，以及世界首屈一指的基尼系数和无法治愈的大面积失业，预计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经济就将崩溃，接下来可能又是一个暴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或者什么其他的根本社会变革。我不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因为谁要说中国不存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谁还真是蒙在鼓里。那又为什么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那么多留学生出国“回家建设祖国”却又心有意而力不足，不能很快的和发达国家接轨呢？是技术落后？说什么电脑网络本身就是老鬼发明的，就是长在拉丁字母上的，汉字的方块字一上来就是个蹩脚马；或又是经济改革还不够深入？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仍然起步不久，在如今的发展速度上，从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仍需时日；或还是文化差异的因素？说什么中国人的历史这么悠久了，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目前西方国家的那种人性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注定了在努力向国际靠拢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无数“中国特色”的毛病，需要当今政府来大力干涉和解决，等等等等。。。然而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散了后搞技术的也许就继续去钻研计算机语言和网络发展概念，搞经济的也许就继续研究各门各派经济泰山北斗的学术理论和分析工具，搞管理的也许就继续阅读华尔街时报和商业周刊，多少年后各路精英再聚首讨论一下中国的这些情况，也许这些问题会继续存在，一种大伙儿实际上白忙活了十几年的感慨也许就自然而生了。

所以说中国发展的根本症结不在各行各业相对于国外的落后，需要无数人出国来学习各门知识和经验，这些虽然是硬指标，但纯知识技术型的海归派是改变不了中国的这种局面的，叫做救国乏力。中国发展的根本阻力在于没有民主法制的健全政治制度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来规定和保障个人和法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来保障各行各业在一个理想健康的环境中正常协调和运行，如果有这种强有力的保证，很多现存的问题就会不问自解，不复存在了。一种更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些符合社会发展的合理政策制度久后会融汇到一个民族根生蒂固的道德文化中去，深入到一个不需多讲，人人自律，人人互助的人文环境的底层意识中来抵制可能造成社会紊乱的人性中的各种欲望——打个比方就像如今谁都知道不能在公共场合抽烟，多少年前没有规定人们也就没有这种意识约束也就能够随心所欲一样——然后随着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再去吸纳一些新的因素和进一步自我完善。现在的中国想要转变，不是没有有这种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存在，只是万事开头难，在当今中国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这个天大的转变想要实现，现存腐败的中共政权是打死了也不会放权，丝毫不允许半点异见的，谁都没胆去做，甚至说都不敢说，想都不敢想罢了。

有差距才有理想，差距越悬殊，理想越远大。这些对国家零星的理想不是现在人才有或仍然有，89年民运其实就是一次怀着救民救国理想的学生和这个政党的一次大碰撞，一个理想屈服于武装现实的“苦涩的果子”，一次不彻底、自发的没有理论指导、也有点失去理性的“反革命”，满地的鲜血也让很多人看清了一些现象的本质，现在的很多人不问政治，只顾赚钱，炒股，炒楼，也都是从那时开始的。所谓一美不能遮百丑，何况中国的橱窗式经济发展这一“美”还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十七年来，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变，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唐宗宋祖的时代似乎永远一去不复返，那时的中国受世人仰慕不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投机发财，赚了就溜，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输出令无数人折服和同化，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的繁荣才是吸引无数海外游者来中国这个“天堂”一游的最主要的原因。真是回顾历史，不免徒增汗颜，嗟叹唏嘘啊。

特殊的日子都有特殊的纪念，在Blogsphere里，转贴剖析的文章也许是个最好的方式：

“六四”十七年的反思和变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街头数万名大学生游行的火热场面，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失望和愤怒的眼神，六月四号凌晨木樨地、长安街上紧密的枪声……这一幕幕震惊世界的情景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十七年。

这十七年间，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那场运动的参与者们也已各奔东西。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不断地回忆、思考着那场运动。那么他们思考的结论是什么？“六四”的枪声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追求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下面是记者申华采写、制作的纪念“六四”十七周年的特别节目《十七年的反思和变迁》。

1989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国际歌； 枪声；喊救护车；救护车声。

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以“打击腐败”，“争取民主”为主要诉求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在6月4号这天遭到中共政权的镇压。“人民子弟兵”们手持机关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扫射……全世界为之震惊！直到如今，中共政权仍不曾公布在那次事件中死难者的确切人数。外界估计在数百到数千人之间。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很多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共政权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在国内，中共政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前资深编辑，1989年5月上千名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的公开信的组织者和起草人李大同说---

李大同：六四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绝望。原来对这个党还有些信心。但是，对人民开枪就导致了信心的崩溃。

“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被中共政权称为“幕后黑手”的刘晓波说--

刘晓波：“六四这一枪就把共产党这合法性呢，打的差不多了。”

尽管“六四”的枪声使得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但是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发生动摇。在“六四”发生后的几年内，中共政权想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想重新获取人心。

刘晓波说，1992年，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掀起第二次经济改革的浪潮。另外，刘晓波认为，中共政权还采取措施压制党内的不同政见。

刘晓波：“因为它觉得“六四”的兴起主要是来自党内开明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搞政治改革，那么呢，他们就对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进行了清洗，同时它又杜绝党内出现任何关于推进政治民主改革的声音。”

“六四”后知识份子的变化

刘晓波还表示，中共政权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份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中共逐步向几个知识份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份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中国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如此解释“犬儒主义”。

丁东：“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只计厉害，不问是非”的犬儒主义的代表就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新左派”、民族主义和国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看来，与1980年代充满理想、具有批判精神并热心关注国家前途的知识精英相比，受这些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份子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背后都是为了迎合执政者的趣味，为了谋得一己私利。

程晓农说，犬儒主义盛行的原因除了政府软的收买外，还因为政府用硬的一手对付自由知识份子：

程晓农：“……已经开始在学生当中全面发展特务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在国内叫信息员。然后这些信息员就以学生的身份在教室里监控老师。在这种压力下很多教师也是没有办法再在教室里讲自己的见解。”

因此，程晓农说，现在体制内知识份子的言路越来越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体制外，在民间社会，仍然存在着一批执著的自由知识份子。刘晓波就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因为六四蹲过监狱，出狱后，仍然坚持不懈批评中共政权，针砭时弊，他因而受到警方长期监控，甚至骚扰。

“六四”后媒体的变迁

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六四”之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4、5月间，在一批坚信新闻自由的新闻工作者的争取下，中国的媒体经历过一段中共执政后最自由的时间，大量真实报导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但是，“六四”之后的几年，按照《中国青年报》李大同的话说，“报纸、电视新闻简直不能看！充斥党的宣传。”不过，1992年之后，媒体业也开始引进市场机制，增强可读性，并出现了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新的报导模式，关心社会问题和民间疾苦。这一演变的后果就是传统主流媒体的边缘化。

李大同： “两千年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概括，这就叫做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无论是从发行量，从舆论的影响力，还是都市媒体的广告金额和利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主流大报。”

李大同主编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是传统主流媒体的一个亮点，时常刊登有深度的揭露性报导。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胡锦涛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媒体的言论空间已经紧缩，李大同也被撤职。

李大同：“六四”事件对新闻界的影响李大同是深有感触：“在绝望的这种氛围下，开始了普遍的这种功利化。像《新华社》记者都可以去拿别人的金元宝就把揭露性报导不报了。像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社会道德危机，贫富分化

其实，“六四”后知识份子的犬儒化以及新闻界的功利化只是中国整个社会在信仰危机之后出现的道德危机的一部分。北京退休医生尹敏对现在社会的堕落深恶痛绝：“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社会的弊病、贪官污吏、权钱交易、没有法制，比较突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提倡八荣八耻，就可想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低下到什么程度。”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不寐论坛”网站的主持人任不寐告诉记者说，“六四”后中国人信仰的崩溃，道德的沦丧，导致了宗教在全国的复兴。据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估计，1990年代初，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只有数百万，但是近几年这个数字已达到五千万，甚至有的说达到上亿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属于官方教会的家庭教会的成员。

另外，任不寐还表示，“六四”后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已经到了国际公认的危险水平：

任不寐：“经济上的畸形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腐败比1989年更为严重。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抵达了一场革命的边缘。”

“天安门母亲”不懈地坚持

其实，八九民运时，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就是惩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尹敏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时政府采纳这些意见，不镇压学生，现在的中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尹敏的儿子叶伟航“六四”那天被“子弟兵”的枪弹打死，当时只有十九岁。

歌曲：《历史的伤口》

这是1989年5月，台湾的音乐界人士为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而专门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十七年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政府的军队打死，没有任何说法，尹敏心上的伤口时时作痛。她和一些同样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难属们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十多年以来，用理性、温和的方式，呼吁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给难属们以赔偿。

今年早些时候，“六四”期间被警察抓去并被打死在派出所的四川少年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获得政府七万元的困难补助，政府的条件是唐德英不再向政府就此事提出诉讼。这是“六四”死难者在全国第一次获得政府的补助。

“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尹敏说，在“六四”十七周年的前夕他们发表的公开信中，多年来第一次改变了向中共政权讨回公道的策略：

“根据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考虑，因为这些难属当中困难的很多，而且老弱病残的也很多。所以我们也想假如中共真能够给一些难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还是欢迎，但是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

“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确定的“六四”死难者人数是186位，伤残者有70多位。他们说，这个数字只是整个事件中的极少一部分。

齐志勇就是其中的一位伤残者。他于“六四”这天遭到解放军冲锋枪扫射，左腿高位截肢。多年来，因为不能工作，每个月只有三百多块钱的补助，生活异常艰辛。从今年二月份起，因为声援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绝食运动，他一直遭到警方软禁。不过他要讨回公道的决心非常坚定：

齐志勇：“我们之所以持之以恒，十七年来一直在寻找那些失踪的人，受伤的和死去的人，正是我们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光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整个民族。”

虽然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但是齐志勇说，来自民间，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关怀令他深为感动。他说，一位唐山的老共产党员每逢“六四”纪念日都要打电话给他，向他表示慰问。另外，齐志勇透露说，一位当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已经连续三年一到“六四”纪念日来临，都要给他打电话，向他表示忏悔。

齐志勇：“他现在是团级还是副师级干部了。他每当‘六四’他都跪地祷告。他每次都痛哭，他说首先向死去的亡灵默哀，行真正的人民的军礼，然后再向我表示忏悔。”

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反思和向维权运动的转变

具忏悔之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位曾经被迫拿起枪对准人民的士兵，还有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吾尔开希曾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

最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投洒颜料的“湖南三勇士”之一鲁德成来到加拿大之后，吾尔开希和另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集体向鲁德成公开道歉，因为三勇士当时是被学生押送到公安局并被判处长期徒刑。

吾尔开希说到道歉的初衷：“具体的责任也许不在我们身上，但毕竟我们作为学生的一份子，他们被学生扭送到公安局，而且使他们损失那么多年的青春和自由，从道义上我们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任不寐当时是“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常委之一。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神学院的学习，今后要做一名牧师。他说，中共政权之所以对学生运动如此仇恨，不惜开枪，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太看重权力和利益。另外他对民主人士自身的缺陷也做了反省---

任不寐：“当我们这些人从旧世界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改变我们身上的缺陷，那些专制主义的毒素，自由和民主的时代不会到来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专制主义辩护，我是说，怎样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陷，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创建一个宪政的国家。”

现在已经有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省。但是，吾尔开希表示，他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我们的反省已经足够了。现在强调学生要反省的声音甚至到了要淹没事实的程度了，已经到了要扭曲现实的程度了。真正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没有任何的反省。”

从1989年直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坚持从事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赵昕的观点似乎和吾尔开希不同。他对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付诸行动。他当时是“外地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因“六四”在监狱中呆了11个月。出来后，就积极开始组织成立反对党。

1998年，他参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公开冲击党禁。但是这些努力在中共政权的镇压下都告失败。在潜心思索后，他得出结论，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之前，还要作很多的工作。他说，这包括改变人们的精神信仰文化，建立公民社会，完善平等市场经济。

赵昕：“我们从当初要想一下子建立一个制度，从后来秘密组党，冲击党禁，最后到现在我已经转为，我是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也就是维权运动）的创立者和践行者。我们就觉得要从公民的权利做起，从建设公民社会的角度做起，逐渐的达致中国宪政民主转型。”

赵昕的观点和封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封从德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当被问到为什么“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还能存在至今，他打了一个比喻：

封从德：“中国是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中国民众就是乘客。只有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空间，只有它能驾驶这架飞机。所以在大家没有找到取代的驾驶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劫机的状态。”

封从德说，最近几年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就是要在民间培养新的驾驶员。在刘晓波看来，“六四”遗产的一个积极方面就是，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共产党官员的日益腐化，使得人们不得不站起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期间涌现出来的“维权律师”和以赵昕为代表的维权人士从个案做起，实现从民主运动到维权运动的转变。

十七年了，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已经成熟起来，而中共政权仍然没有认错，事件的很多真相仍不被人们所知。

八九民运中绝食学生之一，现在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

浦志强：“正确与不正确我觉得都应该展开一种讨论。就像我们对文革一样，文革四十年了。对文革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研究到一个不让人研究的程度。荒唐得很！对‘六四’更是讳莫如深。不是当时杀了人之后讨还血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中间，从这样一种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中间，去寻找避免它的办法。”

封从德和浦志强一样，也不主张向中共政权“讨还血债”。封从德在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的支援下，建立了最大的“六四档案”网站，搜集了一万五千多条与“六四”相关的条目。他说，他建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为了“真相与和解”：“但是在消除仇恨，达致和解之前，必须要有真相。死亡的名单，伤残的名单，还有今天还有多少人仍在监狱里面，这些情况都遮遮掩掩的话，那以后是很难谈得到和解的。只有有了真相才能够和解。”

“六四”何时才能平反？

要和解，没有中共政权的配合，也只是一厢情愿。去年底，中共政权破例地公开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今年初，四川“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家人首次获得政府“困难补助”。这两起事件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共政权准备解决“六四”问题的前奏。

但是，李大同并不如此乐观----

李大同：“我们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一致认为要看十七大的结果。由于胡锦涛先生的班底不是他自己选定的班底，我们想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也无法得到真实地贯彻。我们希望十七大以后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但是‘六四’问题恐怕这一代人还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他们不清楚。有没有解决的魄力和能力，包括足够的政治资源，我想他们还不具备。”

《历史的伤口》歌词中写道：“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他说他等着中共政权向他道歉的那一天。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